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引导人民币贬值。尽管幅度相对中等，但这种货币贬值预示着中国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或者保持稳定的意愿已经到了转折点。2015年10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暗示，欧央行有意愿调整QE的规模、构成和期限。总之，欧央行将很快向欧元区逐渐衰退的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欧元对美元快速下跌1.67%。很多分析师预计，日本央行将扩大其本就庞大的QQE项目，这将给日元带来进一步下行压力。过去24个月，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上涨近10%。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在10月会议上仍在强调让货币政策“正常化”。观察者们将美联储的这个决定部分归因于美元升值。欢迎来到全球经济零利率下限（ZLB）的世界。
我们认为，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所谓“全球性失衡”主要是全球安全资产生产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生产能力和当地对这类资产的需求之间的错配所导致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是主要的安全资产供应方，而中国、原油生产国（尤其是中东国家）和日本则是这类资产主要的需求方。全球日益增长的安全资产短缺表明，全球实际利率的明显长期下行趋势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资产稀缺地区通过资本流动拖累资产富裕地区，令后者的实际利率下滑。
自那时以后发生了很多事。在次级债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自然利率的世界（注：自然利率是指假设所有价格具有充分弹性，令总需求与总供给永远相等时的利率水平）。伴随着如此之低的自然利率，由于名义利率萎缩至接近零的下限，均衡机制几乎没什么空间来发挥作用。事实上，观察图2就知道，全球名义利率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停留在零利率附近。然而，有价值的安全资产的当地需求和供应之间的错配依然存在。
在全球均衡实际利率极低的时候，这种全球性错配是如何发挥作用并塑造了全球经济产出结果的呢？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和前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今年4月份的博客交流过程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萨默斯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性经济停滞”的时代。伯南克则回答，如果美国进入了持续的流动性陷阱，那么，资本就会流出美国，美元会因此贬值，反而将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总之，伯南克认为，汇率和资本流动将提振美国经济，而这将以牺牲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利益为代价。
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容易处理的理论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问：流动性陷阱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动和汇率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全球性流动性陷阱中，作为储备货币将付出什么代价？对于全球流动性陷阱所带来的影响，不同的通胀目标和价格刚性程度如何影响它的分布？在这种环境当中，安全的公共债务和政府开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提出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提供了相应的答案。在我们的研究模式中，一旦实际利率不再发挥平衡作用，那么全球经济产出就变成活跃因子：经济产出降低将令收入减少，此时资产的需求会超过供应，因此，更低的全球产出会以此重新平衡全球资产市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流动性陷阱会自然出现，不同国家之间将彼此拖累。
流动性陷阱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我们的基准框架是关于名义刚性的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旨在强调全球不同地区错综复杂的金融资产相对需求和供应。鉴于名义刚性，在零利率下限环境中，产出是全球金融资产需求在超过供应时就会尽快确定的总需求。
假设世界是稳固不变的，全球所有地区对房屋和进口商品的偏好是一样的（即没有家庭偏见），贸易处于单一弹性状态，金融市场充分一体化，这时会产生要么全是、要么全不是的结果，即：要么所有地区都跌入流动性陷阱，要么全都不会陷入。换句话说，金融一体化要么被证明是好事，因为它会让一个国家摆脱可能会陷入的流动性陷阱，否则就会陷入金融自给自足；要么就是个祸根，因为它会让一个原本可以避开的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
